中国古代设定部族、酋邦秩序的终极依据，是部族征战中最终胜利者的宗族宗法，这是中国最初的基本法。
由于法律等专门职业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普通人根本无法就专业领域内的事项作出合理的判断。虽然该条文紧接着作了开口规定：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以及适用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但是它毕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法官的学历条件提出了明确的高要求。
但是，中国法官的职业化改造必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正视眼下法官职业在构成、素质等方面的现状，以及迄今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角色期待并不意味着要安于现状，而是为了表明，对目标的追求必须脚踏实地。2003年合格线是240分，这些地区放宽为225分，有2000多人符合放宽条件。由于目前在道德问题的认识上笼罩着某种强烈的社会政治氛围，比如社会大众要求遏制法律领域的腐败，执政党制定并推行以德治国的方针，以及司法决策层顺应时势部署安排围绕职业道德建设的教育整顿活动等，就使得人们在开展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时、在对法律职业道德重要性的认识上，表现出明显的时势政策倾向。同时，严格意义上的法官培训也是一个外部边界大致清楚的话题，它以法官的职前教育和训练为基础。
出不去——司法官与行政人员结构严重失调、不合格人员挤占编制。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这在实质上跟中国皇权体制下的权力分工没有本质区别。
究竟应该树立怎样的新的权威主体，尤其令国人上下求索。大总统发布行政命令需要内阁成员的附署，而内阁成员受制于议会，总统连表达意见的权利都没有[34]，沦为礼仪性的虚位国家元首。[4]前引[3]，王世杰、钱端升书，第15页。把基本权利体系用阶级论划分后，就会发生将社会各利益集团自身所追求的利益目的看作是人所追求的利益目的这样的偏差。
[37]如此，主权之所属和主权之所在可分别理解为主权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史记·五帝本纪》将三皇五帝撰写为同宗同源，说明征服者将自己的统治对象拟制为同族，以实现和巩固其有效统治。
古希腊人为了使这种处于优先地位的组织规则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把我们现今表述的法律之间存在位阶、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这一规则，在理论上归结为自然法则和世俗法则之间的效力关系。所有关于人民法律生活和基本利益的设定，都要服从于一元化的权威主体的统治。这种建国方式中，虽然也有诸侯、方伯参与其间的盟、誓、会、享仪式，这些仪式也可以认为是建国的契约，然而显著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是，这种仪式或契约的目的在于确定天下共尊的远祖或始祖，再依据不同辈分而形成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此后的中国宪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人重新找寻权威主体的历史。
[41]参见朱福惠：《1954年宪法的观念体系》，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11期。这以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例如，工人阶级就无法享有营业自由权，农民阶级也无法享有资本所有权，他们一旦兼有，就不再是自身。四民通常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享有一定的自由，但仍与官僚士绅之间存在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
[4]宪法被认为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结果，以此为衡量标准，则中国古代无宪法这一结论是很难被逾越的。戴雪在《英宪精义》中将主权分为法律的主权和政治的主权，王世杰、钱端升将握有政治主权的个人或团体称作政治主权的所在。
但从权利来源的观点看，士、农、工、商各社会阶层权利的配置，是由君决定的，其权利来自于统治者对统治大权的部分分割和恩赐。古希腊、罗马各城邦国家政权更替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君主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是僭主政治还是暴民政治，都有可能被同期稳定而均衡施政的其他政权瓦解并取代。
[27]参见前引[10]，陈晓枫、柳正权书，第293页。无论人权入宪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抑或社会各行各业的准入条件（如金融服务业），以及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纠治等，这些会引起社会生活变迁或引起社会资源重配的现象，都是由最高决策者统一配给的，原理上也是可收回的。当希腊城邦国家趋于衰落之际，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也表达了法律的权威有大小之分的想法，其中隐含了法律可以划分为不同层级的观念。以职官职掌为核心，各规则文本分散表达了中国古人关于国家的主权所在，关于各级国家机关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关于权利和物质利益等社会资源的配置秩序，以及对于上述各方面的纠错机制的设置。此后，资产阶级学者为使自身的市民利益受到保护，创造了系统的法的位阶理论。第三种情况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宣布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进入克减状态。
这也是当时国民党一手操办的制宪国民大会被国内其他党派称作伪国大，政统和法统不被其他党派认可的原因。【摘要】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
在由氏族形成胞族，由胞族形成部族的过程中，各个氏族为了避免在相互兼并中同归于尽而达成了妥协。中国基本法在人民权利的配置上表现出明显的权利分赐观，人民权利被认为是由一元化的权威主体自主认识和安排的。
相对于西方的立宪主义理论而言，是政权合法性确认阶段的前置。当最高权力被这些按份持有者析分后，会产生诸多下位权力，如预决权、决定权、立法权、行政执行权或裁判权。
更有甚者，袁氏在筹安会等由其授意的组织机构运作下最终复辟帝制，当了八十多天的洪宪皇帝。农耕文明对血缘组织天然依赖，造成中国人从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相对西方而言并不是很充分，也难以形成不同宗族共尊的规则大于任何组织的观念，以及以地缘管辖为主的契约型社会组织。（三）重构：保留非立宪主义倾向的民族宪法 从文化学的意义上讲，历史沉淀为当下。[21]参见前引[20]，卡尔·施米特书，第84页。
新中国的宪法用阶级论充实了人民，用人民替代了人。究其缘由，这是由中西方异质的基本法文化决定的。
其二，这一政权所依循的组织规则是产生一切其他法律或权威组织的最高效力依据，任何法律都不得与宪法相冲突，否则归于无效。中国人以宗法拟制扩族为国。
一方面，中国古人没有法律应当分层级且层级法律之间应该有效力差别的想法。[40]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
这类观点的真正文化内涵是不承认法律是有层级的，不承认有些法律是优位的，不承认代表国民公意的宪法对其他法律有监督的权力。[15]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36]参见荆知仁：《中国立宪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附录中各宪法文本 [37]参见前引[3]，王世杰、钱端升书，第42-43页。同时，自然法的部分理念也在教会法的遮掩下披着神学外衣得以留存和沿袭。
他们认为，如果存在高于法律的权威主体，整个社会将会陷入专制和暴政。[38]参见张颖、陈晓枫：《制宪权之真实性的文化解读》，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组织法规定了国家的治理形式和公民在城邦中的法律地位，后者即公民的基本权利。第一种情况是干脆不设任何宪法监督的机构或机制，袁记约法和曹锟宪法是其代表性文本。
然而，基于对关键词的解释，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古代也有基本法。周族宣扬德命天授是因为本宗族的领袖即嫡长子，也就是宗法意义上的大宗，率领周族剿灭殷商获得天下，因而接受其他宗族的附从。